孔家算得上是民国四大家族之一，台前站的是孔祥熙，而幕后则是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霭龄。有评论曾说，宋霭龄是一位特别善于操控幕后局势的务实派人物。在她身上，你能看到那种精明狡诈的算计，以及深藏不露的强势。她的衣兜里，始终装着野心，而没有什么传统的道德束缚。妹妹宋美龄是她的重要筹码，丈夫孔祥熙则是她用来操控的木偶，长子孔令侃更是她极力培养的助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在黑幕背后，赢得了不少争议，虽然后来机关算尽，丑闻不断，但她也不能算是彻底失败，只能说是黯然退出舞台的败者罢了。
说起宋霭龄的失意，民国时期有人评论过，说她的几个孩子，尤其是长子孔令侃和次女孔令伟，其实都不是平凡无奇的人，可在宋霭龄和宋美龄的宠爱养育下，他们不仅没能接手孔宋家族的权力，反而变成了出了名的恶名昭著、无恶不作的“衙内”。这样的局面，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象征着家族运势的衰败，宋霭龄对此无能为力，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扭曲的身影，一步步走向没落。
这短短一句话刚打头，接着咱就搬出孔宋家族那些阴暗的过去，揭露一下这所谓的大家族是怎么“精明”地谋划，又怎么“徒劳”地陷害他们的第二代，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1933年9月，十七岁的孔令侃怀着孔宋家族的宠爱和满腔期待，踏入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刚开始上学的时候，除了自己拥有一间宿舍没被抢，到底算不上多特别，平常穿着灰色的长袍，戴着圆口布鞋，生活用品也都挺普通，没有啥奢侈之物。
没过多久，孔令侃就开始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锋芒。当时，圣约翰大学规定学生不能晚归，必须住校，可他却经常叫上同学去舞厅跳舞，有时候回来得太晚，学校门都关了，他就越墙进去，有时候干脆带着一帮朋友在外面玩个尽兴，一整夜都不回学校。
那会儿，他出入学校，一定会有两辆车接送， 一辆是豪华的，专供他自己用，而另一辆敞篷车则坐着他的几名保镖。每天的饭菜，他也不在学校食堂吃，而是由家里派专人送来，四样菜，天天如此，风雨无阻。
到了二年级，他的校园生活变得更与众不同，宿舍里面不光搬来了双人书桌、转椅、衣柜、五斗橱、弹簧床、沙发、草地毯、立地灯、唱机这些东西，还经常备着糕点糖果，整个宿舍看起来像个“公馆”似的。
孔令侃搞特殊，绝不是那种普通纨绔的没事炫耀，从一开始，他就有明确的打算，想借此拉拢一批巴结附和的人，组建属于他的一个小圈子。
孔令侃成立的这个团体名字挺怪，听着挺邪门，叫做“南尖社”。据后来“南尖社”的成员说，孔令侃那会儿特别崇拜德国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党，德语Nazi和上海话“南尖”的发音差不多，所以他就用这两个字，意思是希望他的小圈子成员都得紧密团结，绝对忠诚于他。
知道了这个内幕，“南尖社”到底打什么算盘，想必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不过，受家庭氛围影响，那会儿孔令侃就明白，在羽翼尚未丰满时得低调一点，不让人太留意。等到“南尖社”组建完成，他不仅让心腹死党沈震百代表他担任社长，还特意公开强调：“南尖社”纯粹是为了学术研究、联络感情，根本没有涉及任何政治含义。
看到长子在大学里风头很劲，也很快组建起了自己的小圈子，宋霭龄心里挺高兴的。为了尽快培养出孔宋家族的下一位“部长”，她毫不犹豫打破了官场习惯，安排孔祥熙大胆地把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在上海的一部分事务交给孔令侃打理。
就这么一来，上海圣约翰大学里演出了挺离谱的一幕。
先生在上面讲课，孔令侃在下面用红蓝铅笔帮老孔祥熙批阅公事。这事一传开，连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杜月笙，见到孔令侃，也会打趣几句：“像你这么年轻，已经能看公事，批得挺老练的，真不简单啊！”
1936年，二十岁的孔令侃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宋霭龄为他进入政界的安排可是费尽了心思。她觉得，要是贸然让孔令侃直奔高层，虽然不是难事，但毕竟他底子薄，经验少，一下子跃上去难免会招来一些非议，影响未来前景；要是让他从底层慢慢爬起，也怕走得太慢，像蜗牛似的上不上不下，担心时间长了会出些变数。
经过一番琢磨，宋霭龄终于想出了一条既能实现两全，又带点锋芒毕露的路线。她让孔祥熙打点关系，把孔令侃安插在南京财政部，挂上“特务秘书”的职衔，但他本人其实不用在财政部上班，而是在上海西爱咸斯路的孔公馆开设一个办事处。这样一来，孔令侃就能以“特务秘书”的身份，担任这个办事处的负责人，全权掌控孔祥熙势力范围内在上海的财政部、中央银行以及中央信托局的所有事务。
因为手里握着个“南尖社”，上海孔公馆的办事处一成立，孔令侃就把“南尖社”的核心成员全部召集到自己家里，并且随即宣布开始正式工作。
那阵子，孔令侃觉得自己简直棒极了。一开工就坦率地对手下说：“咱们得帮院长（孔祥熙当时是行政院院长）办事，大家得用心干。你们现在多帮帮我，辛苦点，把我捧上去，我也就能一个个地把你们拉起来了。”
这番话，南尖社的核心成员们可是坚信不疑的。他们私下里常常议论，觉得侃兄的前途非凡，不光是他的父母，连他的姨妈宋美龄也打算将来让他至少当个部长。跟着他走，肯定没错。
孔令侃在民间的声誉一直不太好，基本上算是“衙内”那一派的，但实际上，他的脑袋转得挺快，野心也挺大。要说能力的话，他一点也不比他父亲差，从他负责上海孔公馆办事处的表现就能看出来，确实有两把刷子。
上海孔公馆办事处，规模大不大呢？大概得分几个部分来整合，比如行政、财务、情报、后勤啥的。它主要负责一些重要的事务：你像联系内部的高层、协调各种资源，还有处理一些对外的关系啥的。宋霭龄和孔祥熙也没具体划定这些事，该由孔令侃自己去想办法。凭着他的那点野心，自己瞎琢磨着搭建和运营这些部门。
嘿哟！孔公馆办事处在孔令侃手上，可不是喝茶、看报、提鸟笼的散闲玩意儿。早些时候，他就在主任底下划分了机要、秘书、总务和财务这四个小组。战事一爆发，淞沪抗战打响时，他还立马增设了个情报组，专门负责搜集敌人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消息。
听说在孔公馆办事处干过的孔令侃，老同学刑铎聊起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事儿时，说机要组在那儿可是工作最繁忙、地位也最高的。凡是涉及机密的公文、函电，连孔家私人的活动，基本都得经过这组手。在每天的电报流里，来回的电报多得像山一样，六七个人整天忙个不停，翻都翻不过来。看这些电报内容，就能明明白白晓得，孔令侃的梦想可不是什么轻飘飘的小打算，他的心思，绝不是个败家子能揣摩的。
他每天都要提着皮包跑到各家银行，尤其是中央银行，几乎每天都要到总裁办公室待一会儿，好像自己就是总裁似的，召见经理、副理、局长、处长什么的，还装得一副事事指挥、发号施令的模样。
孔令侃曾和心腹的同学解释过自己的一些架势，他说：“你们可能觉得我平时办事太过盛气凌人，其实啊，这都是我的策略。我的目的就是要踩扁那些老资格的脖子，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崭露头角，出人头地。”
谈到父亲孔祥熙，他觉得自己比父亲还厉害。有次，孔令侃和几个手底下的朋友闲聊时说：“如今官场上的人，能力嘛也就那样，学问更是没有真本事。父亲（指孔祥熙）办事有经验，但他的英文不灵光，不如我。”
淞沪战事一开始，他不想只待在财政金融这块混日子了，看到情报组能闯出点成绩，他就盯上了这个机会，想着借此升官发财，好捞点资本。
这段时间，虽说不长，却是孔令侃在上海最得意的阶段。以前跟着孔祥熙的一帮社会名流，逐渐开始降低身份，纷纷转向他所在的码头靠拢。
1938年头，考虑到南京政府的西迁，再加上上海港都落入日寇之手，为了安全起见，孔令侃应宋霭龄的吩咐，偷偷摸摸地从上海赶去了香港。
在香港，得益于宋霭龄的支持，孔令侃不仅没有因为在外飘零而感到困难，反而充分发挥孔宋家族的影响力，凭借“吃里爬外”的敏锐洞察力，一边在香港设立孔公馆的办事处，插手南京政府驻港的各大财政和金融机构的重要事务，一边大搞战争时期的生意，赚得盆满钵满，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
抗战开始之前，德国还是中国主要的军火供应国之一，但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英美压力下，不方便公开搞中德武器贸易，就只好偷偷摸摸地暗中操作。那会儿，军政部兵工署自署长俞大维以下，全部都是德国留学生，武器装备和操作技术都用了德国的东西。为了补充德国的武器弹药配件，兵工署用大陆华行的名义在香港设了个办事处，借助中国驻德大使馆商务参赞谭伯羽在柏林联络，达成由德国继续供应中国军火，用土产出口还清贷款。
宋霭龄和孔祥熙了解到这件事的内幕，他们都清楚蒋介石会绕开亲美的宋子文，于是开始积极推动。不久之后，蒋介石直接发出指令，委托孔令侃全面负责办理这件事。
孔令侃一得知这笔武器买卖，心里特别兴奋，他偷偷告诉身边的得力助手：“办好这事，至少能两得其利，不但能大发一笔财，部长的职位也差不了我太远。”
在宋霭龄的撑腰下，孔令侃做起这门军火买卖来，真是豪气冲天、拼得挺狠。他打出奉蒋委员长的命令，招牌上写着办理民国二十八年度的兵工储备事务，结果在中央信托局里成立了个兵工储料处，专门负责土产出口和军火进口，完全没把财政部的规矩放在眼里。
除了这桩权财双收的交易外，在香港，孔令侃和宋霭龄母子联手策划的另一出大戏，就是那所谓的“合步楼”中德易货项目。
所谓“合步楼”，其实是德文Hapro的翻译名，它指的就是一些德国大商家利用中国资金，在上海和一些被日本占领的地区购买中国土特产或者其他物资，然后出口到德国，以此来套取贷款或者周转资金。
孔令侃看到这项生意利润丰厚，便在内地代表德国洋行大量收购桐油、猪鬃、矿砂、当归、大黄以及蛋品等战略物资。那时，要把这买卖做成，可不是件容易事，得费不少心思。许多江湖上的大佬，比如杜月笙之后都为之惊讶，觉得孔令侃年纪轻轻，竟然能如此八面玲珑。他的胆略和手腕，甚至比他父亲还要厉害。
还有一件事，能更明显地体现出孔令侃脑筋有多灵活。
1939年9月，德国对波兰发动突袭的几天前，驻香港的德国洋行突然派人送来几大箱资料，告诉孔令侃的亲信、兵工储料处的经理凌宪扬，他们已接到德国政府的命令，要赶快撤离香港，一部分人要去上海，一部分去澳门，几箱重要文件要请中信局封上外交封条，马上送到重庆，绝不能让英国人知道。
孔令侃从德国人仓促撤离的紧张气氛中，感觉到有个好机会在前头，于是他赶紧吩咐孔家账房的赵季言等人全力以赴，挤出国家外汇资金，大规模买入美国军火公司的股票。
宋霭龄瞧着事情闹得挺大，心里有点儿不踏实，就问他：你有把握吗，这样搞得过来吗？
孔令侃提到，欧洲的局势之前被德国炒得沸沸扬扬，结果没想到德国人突然撤退了。这一变故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很可能引发世界大战，美国也难免要卷入其中。到时候，这些军火商的股票估计会迎来一波大涨。
几天过去，德国攻占波兰的事情果然发生，和孔令侃之前说的差不多。孔家也趁机又赚了一笔，战争带来的利润又进账了。
孔令侃在投机生意上的表现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完全展现了“作为”的风范。不过在宋霭龄看来，未来几年想要让孔令侃跃升到部长的高位，光靠这一点还不够。他还得趁热打铁，不断努力，在财政、金融以及其他政治事务中拓展势力，争取有所作为。
在宋霭龄的点拨下，孔令侃顿时醍醐灌顶，迅速行动，干出几件带着浓厚政治味道的漂亮事迹。
孔令侃觉得，想要登上部长这个位子，得得有个帮衬他、为他撑腰的喉舌，于是到1938年年底，他就借着孔祥熙的势头，每个月用2500元港币的外汇作为经费，在香港创办了《财政评论》杂志。
和当初成立“南尖社”那个时候一样，这回孔令侃还是躲在幕后，反倒是一帮孔家人马在台前奋勇冲锋。
那会儿，《财政评论》喊的口号挺响亮的，它说杂志的目标是研究、评论、检讨财政和经济的原理、制度和设施，主要是专注于学术讨论，不插手政治派别之间的争斗。它还觉得，只要内容做得好、质量高，能一下子引起轰动，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成为顶尖刊物没啥难度。
实际上，《财政评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宣传孔祥熙的政绩，塑造孔令侃的形象，还拉拢孔门之外的人，来缓解和抵御日益增多的内外批评，也借此提升孔宋家族在财政经济政策上的话语权。
从某种角度来看，孔令侃操办的这份杂志在当时挺得不错，尝到了一点甜头之后，1939年他又拿出十万港币，成立了“大发展书局”，开始向文化宣传这块涉足。
他告诉宋霭龄，现在正是一个争取名声的好机会，那个声誉很不错的《文摘》正因为缺少资金面临停刊的危险，许多部门都想用预算补助的办法插手控制，但《文摘》的负责人孙寒冰教授是个挺挺直的文人，根本不看得上那些政客，也不愿被他们操控。我跟那些老朽的政客不一样，我会用尊重的态度去迎合，用经费作为诱饵，只要他们掉进圈套，时间一长，他们就会变成我手中的棋子。
的确，文人们还不是孔令侃的对手，他以私人名义赞助了十万港币，还说孔家的成员只挂个总经理的名头，完全不干涉具体的人事和出版事务。看表面，孙寒冰算是赢了，但实际上，那些声誉不错的文人们暗地里都变成了孔令侃的工具人罢了。
事情越做越顺利，越来越令人满意，孔令侃的胃口也变得一天比一天大，甚至还打算干涉蒋日之间的秘密会谈。
一九三七年夏天，孔祥熙接到蒋的密令，借助自己信得过的学生和同乡贾存德，在上海偷偷和日方代表萱野长知会谈，这事儿一晃儿持续了好几年。期间，贾存德和萱野长知商谈的秘密情报，基本都是从上海寄到香港，然后由孔令侃用私设的电台转交到重庆。特别重要的机密消息，直接会发到重庆那边。
此时的孔令侃，已经开始展露出自己与众不同的野心，背着孔祥熙擅自向贾存德下达指示，密码本必须交到他手里，所有贾存德传来的情报，都要经过他的手来转交。
这个招数算得上挺老到的，贾存德完全弄不清楚老孔和小孔是不是事先有个约定，所以他不好轻易拒绝，只能顺势说：“你爸爸让我直接跟他联系，让你帮我转交，交不出来我心里也不好交待。”他又接着提议：“那这样吧，以后所有反映给你爸爸的情报，我都给你抄一份，你觉得怎么样？”
孔令侃看到主要的目的也算达到了，点点头，算是表示同意了。
后来，孔令侃的身边人曾经这样评价过他：从1936年大学毕业后，进入财政部当“特务秘书”开始，到1939年秋天，正是孔令侃从政的三年黄金时期。那段时间，他几乎成了国民党财政金融机关驻港机构的最高负责人，距离部长的岗位也就差一步之遥了。不过，天不随人愿，事与愿违，谁都没预料到，不久之后，港英当局的一次搜捕行动竟然彻底断送了他的部长梦，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谋事在天啊。
原来，随着野心越来越大，重要事情越来越多，孔令侃为了提高机密传递的效率，自己组建了一股势力，还冒险在香港秘密架设了电台。为了不让人发现，他最开始把秘密电台藏在船上，然后又偷偷转移到香港九龙乐道13号的《财政评论》社里。
大概是觉得孔令侃有点威胁，日本特务一查清了秘密电台的地址，就立马向港英当局施压，要求封掉电台。
在港的英国人一直对这类间谍活动心里不怎么爽，加上日本人的压力，某个午后，警方一大帮人把九龙乐道13号包围得严严实实，把所有的文件、密电码和通信底稿都查收了，还带走了孔令侃的得力助手钱起凤、申剑秋等人。
孔令侃和宋霭龄得知这一变故后，一边请律师设法营救，一边找军统的陈质平出面和英国情报机构打点关系，接着又给港警的头头送了不少贿赂，希望能把事情搞得没那么严重。
港英当局因为这件事牵扯到孔宋家族，怕事情闹大，最后把所有的案卷、证词、证件啥的都交给了国民政府驻港代表愈鸿钧，还特意说明，孔令侃不受欢迎，不希望他再留在香港。
港英当局对孔令侃下了驱逐令，愈鸿钧没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上报给国民政府，而是先跑到半山公馆，向孔祥熙和宋霭龄请教应对之策。跟孔祥熙、宋霭龄商量了个仔细，之后才把情况汇报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就在俞鸿钧的报告上签了批示，吩咐孔令侃赶紧回到重庆，把所有情况都向有关部门汇报清楚。
到了这个份上，孔令侃的短板一下子暴露无遗。他心里野心很大，所有行动的出发点都围绕着攫取个人利益，借机大发一笔国难财，绝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他还利用家族势力染指机密的事情，同样不会放过……总而言之，这人一贯投机钻营，任意妄为，缺乏远见，根本经不起调查的黑暗人物。
孔祥熙和宋霭龄都清楚，就算蒋介石对他手下留情，政治上的对手们也不会放过这个反孔的好机会。经过一番琢磨，他们只好让孔令侃借口去哈佛大学读书，远走他乡，暂时避避风头。
孔令侃的梦想终于全方位碎裂了。
民国时期有人评价，孔令侃的梦想就像一场空，功亏一篑。表面看似运气不好，实际上倒反映出他这类依靠权势抬升起来的公子哥的必然归宿。靠着权势撑起来的虚气球，越膨胀越猛，最终难敌一针之穿。而孔令侃一走远，露出的模样更是暴露无遗，他在个人婚姻上竟荒唐追求盛老七的老婆白兰花，这简直毫无礼义廉耻之心。在未来的道路上，他除了追逐铜臭之外，已经无路可走，引来世人不断谴责，喊杀声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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